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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考古三十年
  发布日期: 2019-04-24  访问量:   字号: [] [] []

秦大地寻觅古迹 三十春秋执着考古 ——田亚岐在陕西省直机关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今天能代表我们行业汇报工作,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30多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个岗位上,而且从事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文物工作最基础的门类也是最为艰苦的劳动,几十年来我见证了考古学科从传统人文考古到多学科结合的发展过程。

  人生在于拼搏,事业在于奋斗

  1985年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87年入党。30多年来,我走遍陕西三秦大地的各个县区,尤其是宝鸡地区,主要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就是秦始皇祖先的历史研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

  多年来我先后主持20余项重大考古项目、承担多项国家和社科基金项目,主持出版考古专题报告5部、参与编写或主持研究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先后赴以色列、韩国、加拿大等国进行学术访问,目前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多家学会成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是组织教育、各级领导关心和同事们帮助的结果。

▲体现古文献记载:“高山之下,小山之上”之地貌关系与“为坛三垓”之坛场特征

  我首先谈一点体会,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有成就的考古人:

  一是身体素质好,没有大毛病;

  二是家人理解和支持;

  三是热爱考古事业,对工作要有兴趣感,否则坚持不下去;

  四是对考古要有工作激情,有执着和敬业的吃苦精神,有责任心和自信心;

  五是有学习和传承精神,前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六是熟读文献,尤其作为历史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利用古代文献提供线索,如《史记》《汉书》《周礼》《礼记》等,再用考古成果作为实证,两者结合才能获得对历史的完整解读;

  七是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

  希望通过报告会讲述我的一些亲身经历,让大家从一个侧面了解我们考古人,了解考古工作者的苦乐人生,感知平凡而伟大的考古工作。

  一把小小手铲,成就重要发现

  说起考古大家会联想到秦始皇陵、汉阳陵、法门寺这些驰名中外的文物古迹,以及在博物馆里展陈的精美文物,或者在电视里看到有关节目。

  这些重要考古发现的背后是一代代考古人的辛勤付出,他们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远离喧嚣都市,离开家人深入到沟壑纵横的大山深处和乡村,坚守在非常清苦的野外环境中,文物及其价值在考古工作者辛勤工作的手铲下被发现、被发掘,在后期研究中被阐释出来的。

  考古工作不仅需要耐得住寂寞,有时还充满风险。

  1986年,我骑摩托车到考古工地,不慎撞到工地附近的铁丝网上受伤,当时血流不止,一般来说应该找个医院处理一下,但一想到工地上还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我只是简单地包扎一下,不顾伤痛扶起摩托车继续奔赴工地坚持工作。

  1987年在凤县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骑着摩托车到山上一处文物点调查,由于刚下过小雨还很湿滑,加之道路狭窄路况不清楚,一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跌落到嘉陵江中,万幸的是掉落处不太高、水也不深才幸免于难。

  这些艰辛往事还有很多,仿佛就在眼前。这些经历也给我后来做考古项目管理提供了很好的警示,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

  前些年由于受条件限制,在考古工地经常是面朝黄土背向天。在陕北地区夏日酷热,冬日严寒,地广人稀,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就连水、电、手机信号在考古工地都成“奢侈品”。发掘期间特别是每年六七月份,考古队员经常过着没水没电的日子,收音机、电视都成摆设,一日三餐都不容易,更别提洗个热水澡,电话也常被挂在窑洞门口的树杈上——“别人下雨收衣服,考古队下雨收手机”,曾经一度成为当地村民的饭后笑谈。

  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一代代考古队员并没有退缩,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国家把对神灵的祭祀和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作为头等大事。每临国家大事,国家最高首领带领群臣都要在都城郊外举行最为隆重庄严的祭礼祭天神,通过人与天的“交流”,君王获得“君权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国家和黎民则得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

  根据文献记载,雍城郊外应当有一处延续时间700多年,历经秦的诸侯国、秦始皇至西汉晚期的国家祭祀场所。大家对清朝北京的天坛和唐代长安城的天坛比较熟悉,但脑海里对古人在凤翔雍城郊外的天坛鼻祖却是一片空白。

▲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视察血池遗址

  尽管文献中对血池遗址记载这么清楚,但以往在文化遗存面貌上却是一片空白,作为历史场景存在的踪迹却始终“不见庐山真面目”,甚至出现“疑古”学派以为这是司马迁杜撰的。

 

▲多位历史考古学专家考察血池遗址

▲刘庆柱先生考察雍山血池遗址照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坚信伟大的司马迁对当时祭祀现场的史实,历经29余年将线索逐渐拼对,终于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首次发现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该遗址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考察血池遗址

▲考古专家考察血池遗址

  血池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将来还要建成国家大遗址公园。该考古项目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全国考古界最高、最权威的田野考古奖。

  执着事业追求,探索创新之路

  我大部分时间在秦都雍城做考古研究,作为一处分布面积达51平方公里的“国宝级”大遗址,要保护好这片“露天”文物绝非易事。在遗址保护区之内不单是空旷的农田,还有村落、工厂等,尤其是城址部分与县城扩建存在尖锐矛盾,不懂文物重要性的人往往认为这是“死人挡了活人的路”,但对于一位文物工作者来说,关于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自己责任与良知的天平上却绝对不能失衡。于是,我便主动请缨担当了政府管理部门在雍城遗址保护区内的“顾问”。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学者在雍城遗址考察研讨

  1998年104省道改造,规划线路要穿越秦雍城遗址区。我得到消息后多次往返于凤翔县政府、公路建设部门宣传文物法规和雍城遗址的重要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公路建设部门被我的执着感动,经与设计单位商议使该道路打弯改线。

  2010年凤翔县编制城市建设规划,为确保雍城遗址城址区安全,我积极为规划部门和县委、县政府提供雍城遗址的相关资料,宣讲秦雍城遗址在历史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等。

  通过不懈努力,凤翔县委、县政府做出了重大决策,将城市建设规划由“东扩南移”调整为“北扩西移”,并在规划中标注了文物保护区的范围,较好地解决了县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

  这些年来,我们对秦都雍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对国内其它列国都城考古工作起到示范和借鉴作用。我在考古学研究中,对有关都城、陵园、国人墓地、礼制建筑、祭祀遗址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性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我的有些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有些则被用于博物馆展示工作内容。电视剧“大秦帝国”原创团队就是依托秦都雍城题材在凤翔建立一座大型影视基地,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

原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现场指导大遗址考古工作

  在秦文化考古工作之外,我还承担了其它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任务,如彬县水北史前聚落遗址、关中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调查、清代李氏家族墓地、中国丝绸之路考察等,研究成果得到学界好评。2012年我的工作得到业内认可和称赞,被推选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工作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

  不忘初心坚守,牢记使命担当

  回顾几十年来我从事考古工作的历程,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此要感恩当今国家对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视,感恩陕西三秦大地这块考古乐土,感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平台。

  但是,我对于家人还是心生愧疚的。由于我长期在考古工地,与爱人、孩子长期分居两地,家里的事根本就照管不上,我能取得这些成绩与我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分不开。

▲专家在古代道路发掘现场考察

  雍城考古项目立足凤翔,我主动为当地贫困户解决劳动力参与考古发掘工程增加家庭收入;利用本职工作优势为当地“一村一品”活动倡议衔接,成功指导凤翔大海子“蒙元文化”民俗村和凤翔豆腐村“豆腐宴”旅游餐饮业,带动当地多数群众脱贫致富。

  几十年前,老一辈考古学家带我进入考古研究大门,不仅学到工作方法更学到他们的工作风尚。

  经常有人问我考古工作很累,如何能长期坚守?

  我回答:

  “首先,考古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考古工作有分工,而田野工作又是最基础的工作,持续性很强,考古结果往往是在展示陈列阶段,很少有人能想到考古人的艰辛;其次,作为一位考古人必须有信念,没有信念就吃不下这个苦、受不下这个累,这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自身动力;再次,考古研究要心存敬畏。”

  考古的最终成果是尽量还原古代社会、古代的人。我研究早期秦文化,在雍城我发现了秦人气势恢宏的宫城建筑遗址、坚固的水上防御设施、巧夺天工的水利工程等,早期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信念和智慧影像般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外力对我的感召作用。

  再有一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未完成的事业由年轻人来接力,我将做好传帮带,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文物保护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纵观陕西三秦大地,面对丰厚的古文化遗址,我深感任重而道远,但我相信“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陕西文物考古事业已经扬帆启程。我坚信,在各级领导的悉心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陕西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陕西文物事业奋进的道路上一定会是满目风光不暇赏,一路春色更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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